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多次提出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以让工薪阶层获得实惠，敢于消费。其实要让工薪阶层获得实惠，敢于消费，与其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如将起征点降至为零，全面征收社会保障税。
对每个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都征收社会保障税，以充实社保基金，以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将能全面提高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可以使占社会人口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体更有能力消费，更敢于消费。
任何一种税收都必须考虑其最终归宿问题，因为税收是有可能被转嫁的。对工资进行征税，并不一定是由劳动者承担，有可能会转嫁给资本。如果对工资所征的税转嫁给了资本，那么对工资减税将相当于给资本减税，对工资加税就相当于给资本加税。
工资具有一定“刚性”，特别是向下的“刚性”。当经济不景气时，通常表现出失业大量增加，而工资下降的幅度总是很有限，劳动力市场通常并不能实现“出清”。当出现持续性通货膨胀时，名义工资总会随之上涨，总有一股力量在阻止实际工资的下降。这些都是工资具有“刚性”的表现。
由于工资具有刚性，对劳动收入征税并不一定会使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对工资所征的税有可能会转嫁给资本。
工资为何具有刚性？这是由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质所决定。
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获得工资购买商品和服务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工资会给劳动者带来效用（需求的满足），劳动则会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当且仅当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对缺乏特别技能的劳动者来说，其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是供大于求的。因而其工资水平通常会被限定在一个工资的效用稍稍大于劳动负效用的水平。
当实际工资水平降低时，工资的效用减少，劳动者所愿意承受的劳动负效用就会减少，其劳动供给就会减少，这会阻止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因而工资就具有刚性。
缺乏特别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其工资水平通常在中低工资层级。因而，中低工资层级劳动者的工资一般具有刚性，对其工资减税通常最终并不能增加其实际收入，对其工资增税也一般并不会使其实际收入减少。
当然，如果劳动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是需求大于供给，（通常是高工资层级的劳动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那么其工资就不具有刚性。对其工资征税一般会减少其实际收入，对其工资减税则会增加其实际收入。
其实当前社会上有许多缺乏特别技能的劳动者，由于其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强度较高，月收入也能达到1万元。对其工资减税，实际上就是给资本减税。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对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提高，工资的边际效用将会减少，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工资的边际效用减少，劳动者出卖一定劳动力所要求的实际工资就会提高。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险是基于自愿原则，政府并没有过于强制要求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在自愿原则下，通常社会保险对高收入者的覆盖率较高，而对低收入者的覆盖率较低。
截至2021年底，我国在职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74.7%、55.8%、49.1%、60.5%。我国农民工的参保率就更低了。
社会保险的覆盖率不够高，社会保险制度终究因此存在“漏洞”和“短板”，在“木桶效应”的作用下，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就会出现弱化，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就会出现弱化。
近二十年来，我国每年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超经济增长速度。有研究显示，2008—2014年我国与欧盟同统计口径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名义平均增速高达22.6%。
但是普通民众在医疗、住房、养老等基本生活需求方面的经济压力还是太大，相关福利获得感较低，社会贫富差距并没有因社会保障水平的大幅提高而出现显著缩小。这与我国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存在“漏洞”和“短板”应该有着莫大的关系。
如果对社会上所有劳动者强制性征收社会保障税，那么就能实现社会保险的全覆盖，将能堵住“漏洞”和补齐“短板”，这样我国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就能得到更有效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就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堵住社会保障“漏洞”，补齐社会保障“短板”，充分发挥出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社会保障支出资金的利用效率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将会因此减少，这会使得我们将来能够更从容地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